1949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眼看末路，将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谋杨虎城全家秘密杀害。相比之下，蒋介石出于对张学良曾有的情谊，最终将他带到了台湾。尽管管制有所放松，但张学良依然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蒋介石去世后的1975年，张学良依旧处于软禁状态。即便1988年蒋经国去世，张学良也没有得到自由。直到两年后，台湾当局才批准他恢复自由。整整53年的软禁生活，令人唏嘘不已，但也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仍然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史学界。许多人将西安事变视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勇敢之举，称其为国家大义。然而，这种看法更多的是事后论断，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在事变发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苏联曾批评他们将西安事变视作日本人的阴谋，试图割裂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则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为了追求更大的政治野心。即使国内支持西安事变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声明中也表态认为“西安事变是非常规的手段，不能为全国人民所接受”，并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冯玉祥甚至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出，先应放了蒋介石。

在中日战争的紧迫背景下，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行为无疑显得过于急功近利。许多人并未把这次兵谏视作基于家国大义的举措，而是更倾向于从张、杨作为地方军阀的角度来解读其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理解，张学良采取了“放蒋”这一举动，证明其所谓的“兵谏”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对国家大义的关切。他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在力求修复蒋介石的威望，同时修复自己与蒋之间的关系。

张学良曾说：“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至感到难堪，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他认为，西安事变的“抓蒋”与“放蒋”，这一过程如果由他亲自完成，不仅可以修复蒋介石的个人形象，也能够让这件事成为历史的美谈。历史学者汪荣祖在其著作《评说蒋介石》中，引用了张学良的话：“我抓了蒋，现在送他回去，一抓一送；我去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岂不是千古美谈！”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远非一般的政治同盟那么简单。张学良曾经是蒋介石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1929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帮助蒋介石打破了日本的分裂图谋；而在1930年，他也指挥东北军击败了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反蒋部队，确保了蒋介石的胜利。正因为这样深厚的关系，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个人情谊使得他敢于在西安事变中做出如此惊天之举，而在事件后亲自护送蒋回南京也似乎是自然的延续。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种情谊并非无知无畏，事实上，作为东北军的掌门人，他手握十几万部队，底气要比其他任何地方军阀都要强。而蒋介石虽然对反对自己的军阀采取了严厉手段，但对于张学良，他显然心有余情。甚至蒋介石处理福建“十九路军”反叛时，也对其将领们采取了温和的手段。张学良对此心知肚明，而日本的威胁也在迫使他权衡一切，最终决定送蒋回南京。

然而，张学良未曾预料到的是，正是他最依赖的东北军，居然在他离开后迅速分裂，失去了往日的团结与士气。当张学良飞离西安时，他其实已经和父亲一手缔造的东北军告别了。这一切发展如此迅速，让张学良难以接受。

张学良虽聪明过人，且深知如何权衡利弊，但和蒋介石相比，他的政坛经验显得过于稚嫩。最终，张学良未能在抗日战争前恢复他在东北的地位，虽然他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蒋介石的“温情”是否有某种计谋，历史至今仍在争议。

对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心境，晚年的张学良曾在回忆中透露：“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判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带兵，如果部下做了这样的事，我肯定把他枪毙。”张学良显然已准备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命运却给了他另一个选择，他度过了半世纪的软禁，活到百岁，纵使历史未必给他最公正的评价，死亡之外，是否是最好的结局？

张学良的生平充满了传奇与矛盾。他的一生，既有“老子乐意”的豪气，也有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主义与冲动。在那段历史的岁月中，张学良的选择无法被简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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